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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70、80年達國家住房政策轉折的判斷

發布時間:2013-11-29   |  所屬分類:房地產:論文發表  |  瀏覽:  |  加入收藏

摘要:介紹十世紀70、80年達國家住房政策轉折的判斷,對住房政策轉折的原因進行探討,并以美國為例,從公共住房建造量及政府補貼、政府補貼對象幾個方面說明。

關鍵詞:住房政策;公共住房;住房補貼;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通過發展住房政策以解決國民的住房問題。住房政策是指在變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下,為適應不同時期的住房需求和住房供應模式而設計的干預措施。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政府公布的文件、法案和一些研究組織、個人的研究表明發達國家住房政策發生轉折,國內的一些研究者也認為70年達國家的住房政策確實發生轉折。

一、住房政策的轉折

(一)政府的文件、法案、報告

先讓我們看一下一些國家政府發表的系列文件、法案:英國在1969年住房法提出\"整體改善地區\",1974年住房法 \"住房行動地區\"中提出\"真實租金\"的補貼政策;美國1974年住房法租金援助第8條款取代1968年住房法的補貼計劃,把聯邦住房援助從住房供應者轉向需求者;日本在1976-1985住宅建設5年計劃中設定的目標為提高居住標準[1];1988年4月,香港政府正式提出\"長遠房屋策略\",該策略提出政府除了繼續修建必要的公共房屋和\"居者有其屋\"計劃的房屋外,房屋政策的重點轉向以提供優惠貸款和新的資助辦法幫助居民購買私人新建的住房,逐步減少政府在住房供應方面的作用[2]。

僅僅從文件或法案看,可以看出這幾個國家的住房政策有了轉折,或者在補貼政策等具體實施上有新的舉措,如美國,用需求補貼代提供給補貼;或者政府提出新的住房政策目標,如日本1976-1985年計劃提出提高居住標準;或者要減少政府在住房供應中的作用,如香港政府就明確提出這一點。。

(二)發表的研究報告

發表的一些研究報告認為歐美各國的住房政策在70年生了改變或者至少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捷克政府在關于住房的一份研究報告《歐洲國家的住房與住房政策》[3]中寫道:\"主要從70年代開始,歐洲不同的國家的住房政策開始表現較大的差異。在強調本國傳統與經濟狀況的情況下歐洲國家開始解決部分人口的特殊住房問題;報告也對這次轉變的原因進行了闡述,認為\"政府在解決住房問題上角色的淡化與市場規則的強化要求在更大程度上考慮地方性因素\"。

2、《住房權利的國際發展》[4]認為在\"范庫弗峰[5]\"人居會議后\"在住房的概念與理解、政府對于國民住房的責任兩個方面有了改變\",它認為政府的角色由\"住房的提供者到使有能力獲得住房\"。報告同樣說明了轉變的原因,認為\"民主進程的加快、尤其是對公眾參與、權利分散的重視\"是導致政策轉變的原因。

3、有些研究者沒有明確地提及此時期的住房政策是否改變,但至少他們認為住房政策在70年代進入了新的階段:

(1)張庭偉在《實現小康后的住宅發展問題——從美國60年來住房政策的演變看中國的住房發展》[6]一文中把美國40年以來住房政策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其認為第三個階段是\"自70年代中起,住房政策綜合考慮了住房建設的經濟、社會功能,把住房建設當作促進社會穩定的手段\"。這與他論述的以解決短缺和拉動經濟增長為特點的前兩個階段有很大的區別;

(2)吳曉在《公共住宅:香港和新加坡的政策性差異透視》[7]提出香港的公屋政策歷經了三個階段,認為在第三個階段(1986年以后),公屋的發展逐漸由數量向質量發展,而香港目前的改革出現了\"鼓勵私有企業參與公屋建設、增建老人住宅等新的方向\";

(3)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的Charles J. Orlebeks在2000年發表的《The Evolution of Low-Income Housing Policy,1949 to 1999》[8]認為美國1949年住房法實施以來的50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美國通過中央頒布管理公共住房生產目標以實現全國住房目標,1949至1973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延期償付建房補貼,標志該階段的結束;第二個階段從1973年到現在,低收入住房政策呈現綜合發展,中央政府在政策的設計與政策產出減少其作用,州與地方政府加強其作用,住房申請者在私人住房市場發現更好的解決住房問題的方法。

二、住房政策轉折原因探討

一些研究報告與政府的聲明、文件表明70年代歐美公共住房政策出現的轉變是因為住房質量改善的需要:

(一)《歐洲國家的住房與住房政策》認為70年代以前的美國、英國、日本其公共住房政策更多關注的是住房問題本身,公共住房在更大意義上是一個 \"庇護所\"[9]。而在住房短缺得到解決的情況下,人們開始追求高的居住生活質量,人們期望一個綜合的\"家庭與個人滿意生活\"[10];文章認為公共住房建設量的下降是因為公共住房集中了大量低收入者容易形成低收入社區,低收入社區的低教育水平、低社會服務水平、低就業率與高犯罪率使其成為城市生活質量的隱患,同時也是對其周圍中產階級社區的威脅。

(二)李光耀認為[11]新加坡早期的公屋政策更多集中在了住宅的數量而不是質量上。\"為了避免在跟新鎮比較之下,老舊組屋區看起來像個貧民區,1989年我向國家發展部長建議,是動用公款翻新舊組屋,使它們更接近新組屋的時候了\"。建屋局推行了一個為舊組屋進行翻新的計劃。在示范階段,政府為每個單位付出5.8 萬元,屋主只付4500元。組屋面積擴大了,例如多了一間雜用室、浴室或擴大廚房。組屋的外觀和周圍環境也獲得改善,可以跟新一代的組屋比美。每個鄰里增加的設施和私人共管公寓相近,組屋之間都有通道相連,有公共的場所讓人們晚上舉行集會。翻新后的組屋價值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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